分餐制的食俗，分食转变的原因

分餐制的食俗，分食转变的原因

导读：早在商周时代，就形成了饮食上严格的等级礼仪。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:“凡王之馈，食用六谷，膳用六牲，饮用六清，羞用百有二十品，珍用八物，酱用百有二十瓮。”那么，分餐制的食俗是什么？分食转变的原因有哪些呢？想知道就来瞧瞧万年历小编的介绍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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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餐制的食俗

丰富多彩的饮食器，还反映了一种被人忽视的食俗：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分餐制。

现代许多人都从卫生、健康的角度出发，批评、指责中国人的“伙食”，极力倡导西方的“份饭”和分餐制。其实，分餐制恰恰是中国古代的食俗，它存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“伙食”的历史。

由于古代食器是专制等级外在的礼仪标志，自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、庶人吃饭时所用的器具，所设的食品菜肴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古人席地而坐，最初是将有足的饮食器直接放到席上，后来是各人面前放一个食案，各吃各的饭菜。战国孟尝君厚遇食客，曾待客夜食，有一人蔽火光，食客中有人误以为饭菜不等，辍食离席而去。孟尝君追上去，端着自己的饭菜让他验证，这位食客竟惭愧自尽了。假如大家同桌而食，菜肴同出一盘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了。这个故事说明，即便是好客的孟尝君，也是和客人分餐而食。这种食俗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。南朝梁孔休源住在孔登家里，侍中范云到孔登家拜访孔休源。孔登以为是来拜访自己，奉上丰盛的饭菜。范云不动筷子，等待休源归来。孔休源回来后，孔登为他准备的只是平常的“赤包米饭、蒸鲍鱼”。范云坚持与休源吃同样的饭菜，“不尝主人之馔”，使孔登非常尴尬。范云是当朝宰相，孔休源是他器重的朋友，如果能够“伙食”的话，三人共桌而食就行了，孔登就用不着为难了。

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，开始了由分食向“伙食”的转变。转变的原因有三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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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由于该时期儒学的失控，许多士人倡导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以觉醒了的自我意识来否定以往礼俗中的成规，追求任纵放荡的生活方式，圆坐相向，同盘共饮食成为他们放纵的具体表现。西晋阮咸与宗人饮酒，不用杯觞斟酌，“以大盆盛酒，圆坐相向，大酌更饮”。

第二，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、发展，使家族观念不断得到强化，在分食礼俗盛行的情况下，共食、同居、共财，成为家庭孝悌和睦的标志，也是家族凝聚力的连结纽带。北魏大臣杨椿曾告诫子孙说：“吾兄弟若在家，必同盘而食。若有近行不至，必待其还，亦有过中不食，忍饥相待。吾兄弟八人，今存者有三，是故不忍别食也。又愿毕吾兄弟世，不异居、异财。”

第三，随着室内家具由矮趋高的演变，坐椅据桌逐步取代了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，长桌、方桌、八仙桌、圆桌、火炕的出现，使一家人团坐共食成为可能，“伙食”的食俗逐步定型。古代饮食器具由长足到短足，到无足，即反映了这一渐变的过程。

到唐宋时期，同吃一碗菜、同喝一碗汤的“伙食”风俗基本形成。唐朝的宰臣在政事堂议事，有一种“工作餐”性质的“会食”。《旧唐书·杨炎传》载，杨炎因生病，“食膳无节，或为麋餐(稀粥)别食”。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在门下侍郎卢杞面前挑拨说：“杨公鄙不与同食。”可知这种会食不是每人一案的分食，而是合在一张桌上共食同样的菜。否则，杨炎就可以把麋餐带到政事堂上和大家各吃各的了。至于在家庭饮食中的“伙食”，当然普及更快。《宋史·陈競传》载，陈氏1世同居，长幼700口，“每食必群坐广堂”，“有犬百余，亦置一槽共食。一犬不至，群犬亦皆不食”。可见一家老小团坐共食，已开始深入人心。

当然，即使在唐宋以后的上流社会，仍然留有分案而食的风气。但“团坐伙食”的食俗与氏族家族孝悌、和睦、稳定的宗法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很快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，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。

击钟、列鼎、设豆而食，固然反映了“分等级，定尊卑”古代礼制，而客观上有利于健康卫生的“分餐制”也出之这一礼制，它的功与过的统一就是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。所以，现在推行分餐制，与其说是学习西方，不如说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有选择的复兴。

结语：以上是万年历小编整理的“分餐制的食俗，分食转变的原因”内容，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。